2月22日，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《中共中央 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》正式发布。文件提出，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，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、乡村建设、乡村治理重点工作，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、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。

　　广东应如何牢牢守住两条底线，扎实做好乡村发展、乡村建设、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？省内外专家围绕一号文件的有关内容，纷纷为广东建言献策。

　　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

　　作为粮食生产的基础和保障，耕地与基本农田事关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。继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之后，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“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”，并提出由中央和地方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，作为刚性指标实行严格考核、一票否决、终身追责。

　　“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”的提出，背后有什么考量？对此，广东农村研究院副院长万忠认为，耕地关系着国家的粮食安全，要保证谷物基本自给、口粮绝对安全，没有一定量的耕地是不能保证的。“要保证我们的口粮安全，一定要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，实行党政同责更能利于实现这个目标。”万忠说。

　　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，广东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，2021年全省粮食实现面积、单产、总产“三增长”，全省粮食总产量1279.9万吨，达近9年最高水平。尽管如此，作为人口第一大省，又是粮食主销区，广东的粮食自给率并不高。

　　广东应采取哪些措施，切实稳定和提高粮食自给率？华南师范大学“三农”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结合其在粮食安全领域多年的研究成果——“生态与发展粮食安全大数据库”，建议啃下两个“硬骨头”：一是各级财政需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，切实保障粮农收入水平和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正常运行；二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农田细碎化经营带来的高成本问题，让粮食生产真正能够获得规模收益。“如此一来，作为全国最大主销区的广东，就可以为粮食安全作出新的贡献。”

　　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，合理保障农民种粮收益。如何让农民特别是种粮大户种粮有钱赚、不吃亏，提高种粮的综合效益？对此，万忠认为，除了提升粮食价格之外，关键还是要形成粮食种植规模，“我们测算过，起码要达到50到100亩的规模，才能让种粮农户获得社会的平均收入，他才有种粮的积极性”。

　　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

　　帮扶县支持力度

　　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，重点帮扶县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还面临不少困难。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，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。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支持力度。

　　广东结对“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”占全国总数的1/4，如何加大对重点帮扶县支持力度？华南农业大学教授、广东省减贫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开云认为，要从原来的总体上靠短期大量资源投入的方式，更多地转到依靠政策制度和市场力量来推动，“这样脱贫地区的发展才可持续，才能真正实现乡村全面振兴”。

　　中央一号文件提出，巩固提升脱贫地区特色产业，完善联农带农机制，提高脱贫人口家庭经营性收入。在这方面，广东在推进东西部协作过程中，积极推广广东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经验做法，支持与协作地区共建“一县一园”乡村振兴产业园。

　　在张开云看来，广东推广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经验做法，对推动脱贫地区帮扶政策落地见效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起到了积极作用，“它不仅能促进帮扶地的资源禀赋有效转化为产业，从而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，还能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，从而为帮扶地农户增收致富”。

　　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

　　中央一号文件提出，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。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职责，深化乡镇管理体制改革，健全乡镇党委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机制，加强乡镇、村集中换届后领导班子建设，全面开展农村基层干部乡村振兴主题培训。

　　“基层党组织是党治国理政在基层最重要的一个抓手。”暨南大学侨乡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、教授刘义强认为，做好基层党组织建设，能够培养出一批“领头雁”，建设一批带动农民增收、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人才队伍，就能够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。

　　近年来，广东各地在乡村治理领域积极探索、大胆实践，形成了一大批可复制推广且各具特色的乡村善治“广东经验”，如佛山市南海区将“组织建在网格上、党员融入群众中”，惠州市首创“一村一法律顾问”“一村一辅警”模式，清远市建立乡村新闻官制度等。

　　“这些都是以基层治理创新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好做法，应该对这些典型的经验和做法进行总结提升。”刘义强建议，经过提炼出来的一些乡村治理方面的经验做法，可以供全省各地进行交流，在交流基础上，各地可以自主地选择朝某个方面进一步探索，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，呈现乡村治理百花齐放的局面。